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２月）
５月４日 北京爆发了学生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
从本年初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中国政府代表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提出了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等正当要求。４月下旬，和会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悍然决定把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给日本。这个消息在中国人民中、首先是在知识界和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慨。５月４日，北京13所大专学校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集合，示威游行，主张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示威群众32人。５月５日，北京学生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响应。６月３日、４日，北京学生讲演团分赴全市各主要街道演讲，北洋军阀政府再次派出军警、马队进行镇压，逮捕大批爱国学生，更加激起全国各界的义愤。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加入运动。从６月５日起，上海工人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参加罢工的产业工人有六七万人。上海商人举行罢市。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工人，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的唐山工人相继罢工。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等地都有工人罢工。旅法华工也参加了拒签和约的斗争。对于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斗争的迅猛发展，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政府感到恐慌。北洋军阀政府在6月间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免除曹、章、陆的职务。６月２８日，在全国各界群众和旅法华工、留学生及华侨的强大斗争压力下，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重大胜利。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强大的力量，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５月 《新青年》六卷五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年１１月刊完），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在此以前，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指出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７月２５日 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宣言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
７月－８月 ７月２０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社会革命。该文的发表，在思想领域引起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８月１７日，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适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指出问题与主义不能分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用“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以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
“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争论。李大钊和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论证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起了积极作用。
１９２０年
１月 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的问题。不久，陈独秀迁居上海，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３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５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党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稍后的同年９月，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中国现在就要准备组织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随后复信表示同意，并强调建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他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４月 经共产国际批准派出的俄共（布）党员小组维经斯基等人到达中国，他们的任务是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维经斯基一行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了解中国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酝酿建党等情况，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准备工作给予帮助。
５月１日 《新青年》等一批进步刊物出版纪念专号或发表纪念文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分别举行纪念活动，工人和知识分子共同集会，革命知识分子发表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热情支持工人的斗争。这次五一节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尝试。
陈独秀在上海积极组织领导了庆祝五一节的集会。９月，他发表长篇论文《谈政治》，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些言论和行动表明他已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８月 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中心的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从１９２０年秋到１９２１年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小组。
上海早期组织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创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器，消灭阶级的主张。《宣言》还提出，无产阶级要创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宣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主要的活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随后又创办了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和通俗刊物《劳动界》，领导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出版了《劳动音》、《工人周刊》，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８月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
８月２２日 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在当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也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团员。同年１１月成立了团的临时中央局，俞秀松为书记。
１１月 自本月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张东荪、梁启超等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劳资协调，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贫穷，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依靠绅商阶级，开发实业。他们断言，由于中国产业落后，“缺少真正的劳动者”，因此还没有资格来讲社会主义，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真正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著文，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的反社会主义言论。他们承认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以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但认为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出路在于社会主义。他们指出，中国社会黑暗到了极点，“除了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
这场关于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的争论，持续了一年多。通过这次争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思想阵地得到扩展，进一步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交锋的同时，还反对了同工人运动有联系的错误思想――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些知识分子宣称，不要阶级斗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是可取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同共产主义是“正相反对”的，幻想用资产阶级议会来为劳动者服务是“与虎谋皮”，在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中国工人阶级根本没有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的可能。无政府主义是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驳斥了他们的“绝对自由”的谬论，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许多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革命青年抛弃了这种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则被清除出去。
